你听说过一个国家在没有外敌入侵或战争轰炸的情况下，自我毁灭吗？以色列的一流经济学家在美国的巡回演讲中，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预测：在未来不到30年内，以色列可能会因为内部因素而走向衰亡。这样的言论并非恶意的唱衰，而是来自该国顶尖学者的真实忧虑，并辅以大量数据分析。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。

首先，这一问题与以色列的哈雷迪社群息息相关，即极端正统派犹太人。他们通常身穿黑衣黑帽，留着长胡子，生活方式大致包括四个方面：拒绝军役、不接受世俗教育、依赖政府的补贴，和努力生育后代。目前，5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中，哈雷迪仅占6%；但在0到4岁的儿童中，这个比例已经攀升至26%，短短两代人内，比例翻了近四倍。这并非遥远的预测，这些幼儿已经出生，几年后就会进入学校。

截至目前，哈雷迪人口已达145万，占总人口的14.3%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57%的哈雷迪人年龄在19岁以下。他们的生育率稳定在6.5左右，全球最高；而以色列其他群体的生育率已降至约2。以这样的增长速度，哈雷迪人口每25年将翻一番，25年后，以色列将有一半的幼儿来自哈雷迪家庭。

问题并不在于哈雷迪群体生育众多，而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对国家造成了沉重负担。哈雷迪男性的就业率一直徘徊在50%以上，过去十年几乎没有改善。长期跟踪数据的学者指出，哈雷迪男性中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几乎为零，且没有任何增长。

问题的根源在于哈雷迪的教育体系。宗教学校不仅不教授数学、科学和英语，甚至很多年轻人长大后想回到学校却因缺乏基础文化知识而辍学，仿佛文盲走进图书馆。那么，在不工作不赚钱的情况下，这群人依靠谁来养活呢？答案是全体以色列的纳税人。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曾估算，政府每年为哈雷迪群体提供的各种补贴、减税和实物优惠可高达380亿谢克尔。

这个数字怎么看也令人咋舌：以色列全国公立医院的年度总支出为140亿谢克尔，而全国顶尖公立大学的总支出也才120亿谢克尔——这两者加起来还不到哈雷迪群体的开支。每个非哈雷迪家庭平均每月交给国家的税款为8842谢克尔，而哈雷迪家庭则是每月能从国家领取5983谢克尔，前者和后者之间的差距近15000谢克尔，显然资金从工作者口袋流向了不工作的群体。

很多人不解，为何以色列政府要如此优待哈雷迪群体？这与其政治体制有关。任何政党想要组建政府必须至少拥有议会的半数席位，而哈雷迪群体掌握着大量的选票和自己的政党联结。几十年来，无论谁当总理，都得求哈雷迪联盟帮助组阁，而哈雷迪开出的条件始终是增加资金支持和继续免除兵役。对此，无论是哈雷迪政客还是世俗政客，都暴露了这一政治交易的潜在危机，他们默许了宗教领袖剥夺孩子接受世俗教育的机会。

部分人可能会说以色列的精英群体能够扛起这一切，但如今的情形却是，许多精英正在选择离开。以色列93%的个人所得税来自收入最高的20%群体，经济命脉实际上握在大约30万顶尖科学家、教授和企业家手中。近年来，军费开支居高不下，预计总成本已超过1万亿谢克尔，几乎占2024年以色列GDP的56%；尽管政府没有减少对哈雷迪的福利，反而加大了对精英的税收。但是，当政府缺乏兵员时，哈雷迪年轻人仍然高喊“宁死不参军”，这让精英家庭既要承担养活不工作者的经济负担，又要让自家的孩子上战场，谁愿意为此买单？

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中坚家庭选择移居海外，2024年预计有82000人离境，2025年这一数字可能继续上升。而离开的并非普通人，都是医生、工程师和高科技人才——真正的纳税主力。以色列高科技行业中，53%的公司反映员工申请离职的人数激增，甚至英特尔投资250亿美元的芯片项目也因为政府将补贴转投于战争而遭遇搁浅。一位学者对此形象地比喻，哈雷迪的迅速膨胀就像为泰坦尼克号装上了涡轮增压，全船的人却还在争权夺利，完全不觉船头已对准冰山。

深入思考，一个国家要想持续发展依赖什么？军事、GDP、盟友当然重要，但所有这些的根基在于那些踏踏实实工作、缴纳税收、服兵役和科研的普通人。如果连这些人都留不住，再强大的军队和再多的盟友也只是空壳。

以色列面临的问题之残酷在于，它并非被外部敌人击败，而是由于内部政治交易的逐渐侵蚀，使国家在七十多年的发展中走向了耗竭。当初建国之时，弥尔顿·本-古里安为了组阁，给了400名宗教学校的学生免除兵役的权利，彼时这400人仅占全国人口的0.1%。谁又能想到，仅仅是一次小的让步，转眼间70多年后却演变为145万人，这笔旧账的复利效应几近于吞噬整个国家的未来。

最令人无奈的是，这些哈雷迪的孩子其实并没有选择权。自出生起，他们就被宗教社群和政治交易所禁锢，根本无法接触到“我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”的选项。这个制度的惨烈之处在于，它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锁进了一条没有出路的迷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以色列是全球创业公司密度最高的国家，人均诺贝尔奖得主也名列前茅。